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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不是创新的阻碍，而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王鹏铭表示，从制度设计看，中国的AI长期发展战略正在从“原则性要求”走向“体系化布局”：一方面，通过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规，建立算法备案和高风险场景评估等规则，把底线安全、数据合规、隐私保护和伦理审查嵌入技术全生命周期；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同步推进算力枢纽布局、智能计算中心建设和工业互联网改造升级，通过统一接口对接、标准化适配、推进互联互通，降低企业使用AI的门槛，让中小企业也能在兼顾制度确定性和基础设施可获得性的环境中安心创新。

　　胡延平则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这一变革。“AI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供给，”他指出，随着AI以极低成本创造出海量能力供给。机器与机器人释放出持续扩张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智能驱动的“供给富余”时代。当电力与算力逐步成为主要的生成与生产成本，智能的边际成本效应与能力复利效应将共同提升物质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不能用简单的‘通胀’或‘通缩’视角来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可能正加速迈向能力经济与丰裕社会。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物理AI’的演进，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与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价值创造、收入分配、就业结构等多个层面来理解和应对变革，及时进行创造性破局与前瞻性调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