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彩平台,腾讯分分彩,北京赛车,北京赛车pk10,北京赛车pk10技巧,幸运飞艇,彩票平台推荐,飞艇开奖,幸运飞艇官网,大发彩票,彩票平台推荐,500彩票,六合彩,大乐透,双色球,体彩足球,体育彩票然而，在出海外部环境并不那么友好的“新常态”下，全球化依然是众多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最新发布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海外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出口规模突破了25万亿元。同时，近年来，政府部门推出了多项政策，进一步为中国企业的出海提供便利。比如，2025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企业出海服务专项行动的通知》发布，针对中小企业群体，增加了出海服务的普及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出海的难点。

　　过去，我们已经见到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出海并在海外形成了较大影响力。比如，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服务出海来到了卡塔尔，承建了卡塔尔卢赛尔体育场，就是这座体育场承办了全球瞩目的2022年世界杯的部分赛事。又比如，2020年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将企业自主研发的“璇玑”系统引入伊拉克油田开发作业，这是前沿技术的出海。再比如，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项目——萨希瓦尔燃煤电站。这个被当地政府称为“巴电力建设史上的奇迹”的电站影响着当地人们的用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巴基斯坦电力相对不足的问题。

　　这些国有企业相对普遍地在国内市场上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全球化的企业战略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国有”的属性也进一步促使着“全球化”成为它们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相比于其他权属的企业，国有企业的出海往往有着特别的含义。首先，国有企业相对具有代表性。以萨希瓦尔燃煤电站为代表的许多国家间合作的重点项目，均由国有企业在其中承担重任。这些国有企业的海外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也正是国有企业出海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企业形象维护和提升的重要原因。其次，普遍而言，相比其他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国家间合作共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近几年“逆全球化”声音不断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是持续推动和实现国内外合作的主力。经贸往来是共赢的做法，全球化也是长期的趋势，国有企业在坚定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层面具有示范作用。

　　国家统计局信息显示，1978—1982年是中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中国批准了29家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企业。根据参考文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1979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以及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与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合同数量达到36项，金额达到5117万美元。这四家国有企业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务的一批企业。

　　外贸方面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施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经营管理体制。在这种经营管理体制下，国家集外贸经营、管理于一体，统负盈亏，1957—1978年，国营外贸专业公司垄断经营着国内所有的进出口业务。改革开放后，大约1979年，国内的外贸经营管理体制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国有外贸企业角度来看，新的外贸体制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开始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二是开展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开信息显示，在这一阶段中，更多有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物资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经济实体被赋予了外贸经营权。同时，外贸经营权在这一期间由审批制逐步变化为登记制，数据显示，1998年对1000家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实行了外贸经营权登记备案制。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中随之开启了新的外贸经营方式。

　　与此同时，1978—2000年，国有企业改造、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国有企业与海外的关联也随之更为紧密。公开新闻显示，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此阶段实现了海外上市。比如，199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重组，并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后者发行的美国存托股份2000年4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又比如，2000年6月，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也顺利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进一步贴近了海外市场，促使着它们的经营更加符合全球规则。同时，这也意味着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开拓。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海外资金对国有企业的助力并不只是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伴随着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利用外资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化。1999年国家统计局公开信息显示，当时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规模扩大，海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设备等随之来到国内，支持了许多国有企业的更新升级。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侧重引进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支持国有企业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从2011年的外贸情况来看，商务部外贸司公开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占进出口比重达到了20.9%。开拓市场、开展贸易活动往往需要海外投资的支持。2005年3月底政府公开信息显示，当时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达到6299亿元人民币，中央境外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以上境外子企业数量达到了693户。根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9.8%来自国有企业。

　　2001—2012年，国有企业开展了大量海外投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至关重要。因此，在此阶段的后期，国有企业出海环境出现了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变化——即一些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相关的文件纷纷出台。比如，2011年7月，《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2012年5月，《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施行。地方政府同样推出了相关文件，比如，2012年7月，《上海市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印发。这些文件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国有企业的海外发展以及全球化经营。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也越发关注构建海外经营合规体系的重要性。至此，国有企业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经营的实践，并从失败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1992年首钢集团对秘鲁国有铁矿公司98.4%股权的收购。公开新闻显示，在收购后的经营过程中，企业频频遇到当地工人罢工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提示着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对当地市场的法律法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2008年《商务部、外交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通知》也提到，“各中央企业要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努力成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榜样”，强调了对外经营的合规性。实际上，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发现已经有国有企业形成了海外经营合规体系。比如，政府公开信息显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以“深入调研，全面对标”“做好海外合规风险管理体系设计”以及“建立合规风险四道防线，强化事前预防，防患于未然”为主要做法的海外业务合规风险管理体系。

　　伴随着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关联越发紧密。通过中国企业的业务出海，往往能够实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国有企业特有的属性，毋庸置疑地使其成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积极出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因此成为2013年至今国有企业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政府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0年1月15日，已经有81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个项目。尤其是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资源合作方面，国有企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具体来看，中央企业承担的“一带一路”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数占总数的比重高于60%，合同投资额占总数的比重超过80%。2024年政府公开信息则显示，自倡议提出以来的十年中，国务院国资委和央企在近140个共建国家参与投资合作项目数量达到了近5000个，金额达到万亿美元级别。

　　在此阶段中，不少大型国有企业在全球化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个较显著的体现即是，2012年有65家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21年时该数据就已增长至96家。同样在此阶段，国有企业对全球化发展的考虑，不再只从单一企业的角度，还开始探索“抱团出海”的模式。基于公开新闻，我们认为国内最早尝试“抱团出海”这种全球化模式的并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然而，我们也发现2011年利比亚大规模撤离人员行动时，在当地经营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制定了完善的预案，在危机出现时，撤出自己在当地员工的同时，也帮助其他企业进行人员撤离。这实际上就可以视作是抱团出海，共同应对海外风险的雏形。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中，“抱团出海”新模式很快被国有企业广泛地应用。比如，政府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以来，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形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即通过“抱团出海”，共同推动了印尼雅万高速铁路、俄罗斯莫喀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马新高铁等项目的落地。这就是国有企业“抱团出海”相对早期的实践。政府层面也在这一时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抱团出海”。比如，2015年，《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增收节支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发布即鼓励中央企业“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协同发展，加大海外业务合作力度，倡导有序竞争，避免不规范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2017年，江西省国资委、江西省商务厅在南昌联合召开省属国有企业抱团出海交流促进会。

　　此外，我们需要强调上述结论是针对上市企业的。我们也看到了一组宏观数据：2025年上半年，民营企业出口增长8.3%至8.52万亿元，外资企业出口增长5.4%至3.49万亿元，国有企业出口增长3.8%至9687.3亿元。相比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出口总额相对较少。我们认为形成该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而三类权属主体总量差异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2年，国有控股和港、澳、台商及外商控股企业单位数均为十万级别，而私人控股企业单位数则为千万级别。国有企业总量相对低，且没有天生的海外基因，总体出口量不如另两类企业可以由此进行一定的解释。

　　文献《战略、管理、风控及本地化——国企出海的破局之路》显示，2005—2021年，国有企业出海主要集中于重资产行业，如能源、原材料、交通等。我们根据Wind二级行业分类，观察不同行业国有上市企业的全球化销售表现，得到了类似的结论。2022—2024年，银行、石油石化、工业贸易与综合、建筑、煤炭、硬件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行业的上市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收入均值均高于总体上市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收入的平均水平。这些行业的国有上市企业在海外销售方面表现突出。

　　具体看两类权属主体海外销售表现差异最大的建筑行业，当前多家国有企业入选“2024年度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其中的中央国有企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位列榜单的第4、6、8和10名。以它们为代表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建筑市场有着亮眼的表现。我们由此主要观察大型中央建筑企业的出海现状，并关注到了一种相对新型的出海模式——T+EPC（即技术+工程总承包）的出现。与通常的工程总承包相比，这种新模式强调技术专利的输出，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建筑行业的海外市场竞争激烈，公开信息显示，建筑行业央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已经深入实施该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推动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帮助企业中标海外项目。比如，集团内部资源整合，基于三维数字化设计、自动化焊接等技术，最终实现工期相较于传统模式的缩短，帮助中化国际中标签约安哥拉洛比托炼油厂项目。又比如，2025年中国化学天辰公司与埃及阿拉曼硅业公司签署4.5万吨/年工业硅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在完成承包工作的过程中，企业将在硅基材料提纯领域数十年的技术积淀系统输出。

　　当前，上海拥有7家处于汽车与零配件行业的上市国有企业，数量与江苏省相同，显著多于其他省份及直辖市。就该行业而言，Wind数据显示，2022—2024年，与非上海地区相比，上海上市国有企业有着明显更高的境外收入规模均值，显示上海汽车与零配件行业的上市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有着显著较强的全球竞争力。其中的上汽集团、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域汽车”）以及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申达股份”）是拉高均值的主要因素。这三家企业分别成立于1984年、1992年和1986年，是有着较长发展历程的大型上市国有企业。在较早期在国内市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后，它们纷纷来到海外市场进行销售，业务体量大也使得它们相对容易拥有较大的海外收入规模。

　　此外，2022—2024年，钢铁和食品饮料行业中的上海国有上市企业境外业务收入也均高于其他所有省份及直辖市的国有企业。这主要得益于两个行业的老牌大型国有企业——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光明肉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明肉业”）、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明乳业”）的积极出海。其中，光明肉业及光明乳业均是全球化领先企业，海外业务占其收入比重相对较高。拥有较高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均有对海外企业的收购经历。这直接帮助它们开拓了海外的业务。以光明乳业为例，企业在2010年收购了新西兰新莱特乳业有限公司（简称“新莱特”）。根据光明乳业2024年年报，被收购的新莱特主要从事工业奶粉、婴儿奶粉、奶酪和液态奶的生产和销售，产品在新西兰及世界各地销售，从而形成了光明乳业的海外业务部分。对于光明肉业而言，根据2024年年报，旗下控股着产品出口全球60多个国家的新西兰最大的牛羊肉企业之一新西兰银蕨农场有限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境外收入占比。

　　2014—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数量基本上呈持续上升走势。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出的2020年以及随后的2021年，明显有更多的国有企业加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数量由2019年的1373家较显著地增加至1491家和1640家。同样在这两年中，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比重持续回升至5.7%。随后的两年中，进行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数量快速上升的趋势有一定停滞，相较于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变化相对较小，分别为1641家和1654家。需要一提的是，由于2025年9月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未公布上述细分数据，因此本文仅对2014年至2023年的数据进行观察。

　　虽然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比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从存量规模上来看依然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方面，2014年至2023年，国有企业占此类直接投资存量比重基本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一直维持在45%以上。2023年该比重为52.2%，基本与2014年的水平接近（53.6%）。存量的绝对水平则在十年中呈持续上升走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的现象基本长期存在。我们认为形成这样的情况，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较强。较长时间以来，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较高。根据政府公开数据计算可得，2014年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达到65.17%。在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印发后，政府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末，不含金融企业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分别达到67.7%和63.6%，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相对充足的资金，保证了国有企业有能力较大规模地开展海外投资。二是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投资了较多大型海外项目。比如，2021年10月实现全容量发电的越南正胜风电项目，即是由地方国有企业深圳能源集团投资的，该项目的总装机容量将近50兆瓦。又比如，在2023年正式揭牌的赞比亚江西经济合作区，是由江西省七家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经过五年的建设才开启运营。

　　除此之外，2014—2020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持续进行海外投资，广泛布局，海外服务能力持续增强。2020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海外开设分行数量由2014年末的72家上升至105家。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加入统计样本后的2021—2024年，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投资布局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些银行的海外本土化经营同样值得关注。2021—2024年数据显示，这些国有商业银行雇佣外方员工占比维持在92%以上。

　　我们同样对上海市属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情况进行观察。基于数据可得性问题，我们仅关注2018—2023年的情况。政府公开信息显示，经上海市国资委统计，2018—2023年，上海市属国企境外投资总额高于1000亿元。从具体投资流向来看，主要分布在欧洲、亚太、非洲等区域。对比2013—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情况来看，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一直是主要投资流向地，非洲占比则一直较低，2023年非洲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仅为2.2%。这说明上海市属国有企业对非洲地区有着较高的关注。

　　分行业来看，2018—2023年，上海市属国企境外投资涵盖的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汽车制造、电力生产、零售商贸、生物医药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电力生产领域的海外投资。从2015—2023年全国企业总体境外投资流量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领域的海外投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23年占流量总额的比重仅为2.6%，远不及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金融业的投资。而上海市属国有企业却在这个领域的海外投资中有着较亮眼的表现。地方大型国有企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近期情况来看，根据企业2024年年报，上海电气在全球市场积极建设销售和项目支持网点，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地区拥有分支机构，即是进行了大量相关投资的结果。

　　国有企业意味着国家对其资本拥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运营有着更为统一的监督与管理。它们需要额外遵守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并由相应的监督管理者保证它们的执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着资本运营的动态。以江苏省为例的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当地相关机构对市县国资以及省属企业的运营均进行了长期监管，并持续公开监管所得的信息。较为统一的监管帮助国有企业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出海优势。

　　海外投资是企业出海模式之一，也是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在过去的调研中，我们看到有的企业通过并购海外知名企业，直接提升了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有的企业则进行海外投资，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当地人才资源，提升研发实力；也有的企业通过在海外建厂来减少贸易摩擦对海外订单的影响......海外投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实现海外投资需要企业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在《跨越山海 2022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中，我们曾详细叙述过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均胜电子”）的出海经历。对均胜电子而言，并购德国普瑞电子是其全球化路程上不可忽视的一步。而为了实现对这家老牌企业的并购，均胜电子可以说是倾其所有。

　　企业全球化需要有较强大的资金支持。在国有企业被相对统一地监督和管理的背景下，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长期以来金融机构也对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偏好，形成了国有企业相对较强的融资能力。该优势也体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上。我们同样以上市企业作为观察样本，Wind数据显示，2024年，国有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为52.72%；而民营上市企业和外资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均低于40.0%，显著低于国有企业。拥有着较强的资本实力，毫无疑问是国有企业推动全球化的巨大优势。

　　近年来，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使得中国企业出海战略需要不断地调整。比如，国内人力、土地成本不断上升使得产品成本优势有一定削弱，企业需要通过优化供应链等方式形成新的成本优势，从而提升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又比如，国内企业出海“内卷”现象出现在以建筑、光伏为代表的一些行业中，而对企业而言，通过低价竞争取得订单的方式也不利于长期发展，企业需要更规范化、有组织性的全球化。再比如，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着中国企业出海，贸易政策不断变化，企业不断面临着新的风险。对于这些出海企业共同面对的痛点，“抱团出海”是一种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在部分情况下这种做法会在一定程度影响企业的短期盈利和竞争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拥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在较统一的监管下，国有企业相对更有组织性，也因此更易于实现“抱团出海”，推动长期高质量出海。

　　合规经营颇为重要，而这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普遍来说，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信誉。国有企业经营的规范性相对较好，且较早就关注社会责任的履行。早在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即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2015年发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也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要成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2024年《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发布，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普遍积极地履行着社会责任。从华证ESG评级数据来看，2.06%被评级的上市国有企业获得了AAA（最高）级别，46.39%的国有企业被评为BBB级及以上，这两个比重均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仅19.83%和26.98%的被评级上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被评为BBB级及以上。从富时罗素ESG评分来看，满分为5分，上市国有企业的平均得分为2.01分，高于民营企业（1.89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直接支持着国有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推动企业全球化。

　　过去我们调研过的许多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布局，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强调了本土化运营。它们普遍地拥有着大量的海外员工，甚至有许多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管理人员也是当地人。这样布局的好处显而易见，当地的管理人员更了解本地的法律法规，能够减少企业在当地经营的风险；同时，这也是企业尊重当地文化的一种体现，能够使企业更容易被当地客户所接受。但国有企业的属性使其在雇佣外籍人员担任企业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时，依然会有所顾虑。

　　然而，近年来，我们发现外籍人员在国有企业担任要职的实践在不断增多。2020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其中提到“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人员担任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聘任境外人员担任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领导职务管理规定(试行)》发布；同年，海南国资系统实现了第一个外籍人才任省属国企下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这不是个例。202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也提到“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担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张江科学城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这样的做法不断推广，国有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能力或有一定提升。

　　当前，经贸往来对国有企业的限制依然存在。以中美往来为例，2024年，美国财政部发布了《处罚条款、信息提供、风险缓解协议谈判及外国人某些投资和房地产交易程序》，2025年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全面升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开拓美国市场、推动全球化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政府公开信息显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尤其是部分偏向国企背景或涉及敏感行业的公司，在申请在美上市及融资时，会面临较高的安全审查门槛。

　　国有企业已经在全球舞台上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但高质量出海依然是目标。实现该目标的基础则是国有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并就其劣势进行风险的规避。本文分析发现国有企业规范化经营推动着其高质量出海。规范化的经营使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也拥有更高的ESG得分，这使得它们更容易被海外市场接受；此外，在相对统一的监管下，国有企业更容易实现有秩序地经营，避免“内卷”式出海，也更适合抱团出海，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升其海外竞争力。然而，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也毫无疑问地为它们的出海带来了挑战。企业全球化强调融入全球，而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下，国有企业实现全球化管理的难度较高。其他国家同样在维护自身利益的顾虑下，往往会对中国国有企业出海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有企业出海形成了阻力。

　　二是关注政权稳定且与中国关系良好国家的市场。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了大量业务，一方面是较好地响应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也帮助国有企业出海减少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不利因素。不可否认，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大、消费能力强，但对国有企业而言，在当地的运营风险也更大。在出海这类国家时，国有企业需要尽量避免在传统敏感行业的海外投资，可以探索技术合作、绿色投资等强调可持续、共赢的全球化方式。

　　全球对各国国有企业的出海均有着较高的关注，国有企业的经营规范性更是被列入了部分自由贸易协定中。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中即有一章是国有企业条款。政府公开信息显示，在这一章节中“规定了非商业援助条款、商业考量和非歧视义务、透明度义务、司法中立和监管中立条款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条款”。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出海环境必然存在着一些区别。我们选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美国两个重要市场进行观察，结合案例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在这些市场中的经营现状。

　　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对中国企业而言毋庸置疑，然而，企业在出海美国时受到的地缘政治影响也是较大的，对国有企业尤其如此。中国国有企业出海美国的历史中，一个相对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简称“中海油”）收购美国老牌石油企业优尼科。在这个案例中，中海油虽然拥有着较高的竞价，并且主动满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要求，但在美国当地出现反对声的背景下，中海油只能撤回报价。能源普遍被认为是国家命脉，此次收购以失败告终，不可否认与收购标的企业处于传统能源行业有关。另外，中央国有企业中海油作为收购方，也是当地政府有所顾虑的重要原因。

　　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是20年前发生的。此后，国有企业也积极探索了多类出海美国的方式。许多国有企业的高质量产品在出口方面取得了突破。比如，2013年中国南车株洲所旗下南车时代新材的高端吸声材料获得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认可，实现了首次出口；又比如，2014年，鞍钢集团攀钢镀铝锌产品达成了表面质量的高要求，首次开拓海外市场，实现了对美国的出口；再比如，中国能建技术不断提升，其大限流电抗器2015年开启了对美国高端市场的出口。国有企业的技术也逐渐走入美国市场。比如，2014年，中国石化完成了与台塑美国公司“气相聚丙烯连续预聚合技术”技术许可合同的签署；又比如，2016年，神华宁煤集团公司与美国顶峰集团签署了“神宁炉”气化技术许可合同。同时，国有企业也在尝试新的投资策略。比如，在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后，2013年中海油对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位于美国墨西哥湾资产的收购即获得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同年，相比于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中化集团则通过相对小额投资实现了对美国先锋自然资源公司Wolfcamp页岩资产40%权益的收购；又比如，2016年，天津医药集团对美国纽若斯丹公司的临床试验进行投资，提升公司自身的研发实力。

　　除此之外，我们也发现国有企业推动全球化，积极与美国机构开展技术合作，从而也实现了对国内市场的利好。比如，2013年，中航工业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美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气体传感器技术合作协议，通过合作研发，以减轻国内市场对相关产品进口的依赖性；同年，就陕北延长气田，延长石油集团与美国斯伦贝谢集团以及斯伦贝谢长和公司达成天然气开发技术合作协议；又比如，2017年，中国农机院所属北京卓远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和美国爱科集团签署了“互联网+农机”农业智慧互联战略合作协议，推出“爱科农机车联网”系统，支持国内农业机械化发展。

　　一是大力推动交通方面的互联互通。货物贸易是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重要体现，而实现大量的货物贸易需要连接这些国家的交通设施，国有企业在这一环节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也是企业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承载体——中欧班列为例，山东省中欧班列即有山东高速集团参与统筹运营。在山东高速集团统筹运营后，中欧班列从2018年10月之前年均不及200列快速增长至2024年超过2000列，货物品类也不断开拓。2025年，中豫港务集团豫拓公司作为中欧班列（郑州）重要的组货业务主体单位则在海铁联运上进行新尝试。客运同样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链接，国有企业也相应地开启了更多相关航线年，国航乌鲁木齐-第比利斯航线正式开航；同年，东航则开通了定期直航航班“上海-利雅得”航线。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对薄弱。中国国有企业的技术在这些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因此以不同方式直接参与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中。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在拉美地区的标志性项目之一钱凯港项目即由中国港湾—中交四航局联营体承建，2024年11月其一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为当地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支持；又比如，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所属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签署了为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市新交通系统轻轨一期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合同。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有企业积极出海来到共建国家，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许多大型项目。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高度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给国有企业出海带来的系统性挑战，当地政权更迭对项目进展产生的影响往往不容忽视。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为例，2017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工期预计为7年，是当时颇受瞩目的一项境外在建的大工程。然而，公开新闻显示，就在一年后的2018年，伴随着马哈蒂尔上任，这个项目被要求暂停施工，这项合同也随之被重新审视。基于该项目原本即是合作共赢的，2019年，中国交建公司与业主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铁路前两个阶段的建设成本较最初下降了215亿林吉特至440亿林吉特，项目实现了再次启动。该项目沿线条已经贯通。从结果来看，项目得到了顺利的实施，但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却值得更多国有企业考虑出海时借鉴，因为这并不是个例。中信集团联合其他企业组成的中信联合体就皎漂深水港项目达成意见至最后签约的过程中，也曾遇到因缅甸政府执政党更迭导致谈判停滞一年。